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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廣州市委黨史文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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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來源:廣州市委黨史文獻研究室
  • 日期: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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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在近現代史上有著重要地位。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序幕。鴉片戰爭期間,1841年三元里等103鄉的人民,自發聯合起來英勇地抗擊了英國侵略軍,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廣州人民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對本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外來的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頑強斗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領袖洪秀全誕生在廣州北面的花縣(今花都市),早年曾在家鄉和廣州等地進行革命活動,后來轉移到廣西桂平縣金田村集結力量,于1851年舉行起義。與此同時,廣州郊區的粵劇藝人李文茂等組織紅巾軍于1854年舉行起義,后來轉戰到廣西建立了反對清王朝的大成國政權。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人民在社學的組織領導下,開展了長達5年之久的“反入城”斗爭并取得了勝利。1891年,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人康有為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通過講學、著書立說,探索維新理論,宣傳變法主張,培養維新志士,為后來的戊戌百日維新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不僅在廣州接受教育,而且在廣州“放言革命”,結交志士,從事革命斗爭,尤以1911年(辛亥年)“三·二九廣州起義”(也稱黃花崗起義)影響最大,它吹響了武昌起義的前奏曲,動搖了封建統治的基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孫中山為反對軍閥統治又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繼續領導革命斗爭。

  19世紀中葉,隨著外國資本的侵入,資本家在廣州興辦企業,因而在廣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之后,廣州工人階級隊伍隨著近代工業的興起和發展而不斷壯大,到1920年廣州共產黨小組誕生前夕,省港工人總數約五六十萬人,其中廣州工人達二十多萬人。廣州工人階級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地為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而抗爭。1920年,穗港兩地的罷工斗爭就達17次之多,而且斗爭規模也越來越大。1920年,廣九鐵路工人為將桂系軍閥驅趕出廣東還舉行政治罷工。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北平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在廣州,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楊匏安從1919年11月起,先后在《中華新報》上發表了40多篇文章,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論證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對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統而簡要的介紹,對馬克思主義在廣州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接著,一批初具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廣州組織學術團體,舉辦平民夜校,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并進行組織工作。1920年5月1日,廣州的革命知識分子在歡慶省港機器工人總同盟罷工勝利之際,同各行業工人群眾在東園舉行盛大集會,共祝勞動人民自己的節日。這次紀念活動,是馬克思主義與廣州工人運動結合的嘗試。

  1920年,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北京大學粵籍畢業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回到廣州,與阮嘯仙、劉爾崧、周其鑒、楊匏安、張善銘等密切聯系,并于10月20日創辦《廣東群報》,積極開展新文化宣傳。11月,譚平山等人應上海青年團的函約,成立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此同時,俄共黨員米諾爾、別斯林到廣州與梁冰弦、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取得聯系,醞釀建立共產黨組織,進行了一些宣傳工人運動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活動。10月,創辦刊物《勞動者》。

  12月底,陳獨秀應陳炯明之聘來到廣州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派出的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也到達廣州。陳獨秀到廣州后,與譚平山取得聯系,積極開拓宣傳陣地和進行建黨籌備活動。1921年初,他在與廣州無政府主義者兩次討論合作不果的情況下,于同年3月,與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商討建黨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于是共同創建了廣州共產黨小組(后來統稱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由陳獨秀任書記(后由譚平山繼任),陳公博負責組織,譚植棠負責宣傳。以《廣東群報》和《勞動與婦女》為黨組織的機關刊物,譚植棠兼任《廣東群報》的經理。廣州共產黨小組成為國內最早建立的6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廣州共產黨小組的代表陳公博出席了大會,當時由武漢來廣州聯系工作而參加廣州共產黨小組活動的包惠僧(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書記)也受陳獨秀的指派參加了一大。會后,陳公博返廣州傳達一大精神。同年8月,在廣州共產黨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中共廣東支部,隸屬中共中央局。

  中共廣東支部成立后重視發展黨員,到1922年6月共有黨員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隨著黨組織不斷發展,根據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在中共廣東支部的基礎上,成立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簡稱粵區委)。

  按照中共一大的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1921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即中國工會辦事處),作為領導工人運動的機構。接著在廣州也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后改為廣東分部),譚平山為主任。1922年1月,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罷工工人大部分回到廣州。中共廣東支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南方分部全力支持香港海員工人大罷工直至勝利。香港海員大罷工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者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工人階級,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起點。廣州工人階級在這次罷工勝利的影響和推動下,紛紛組織工會。廣州成為全國工人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5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推動了廣州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學生運動。6月,陳炯明公開叛變革命,孫中山退避上海,中共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

  1923年初,孫中山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大本營,并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共產黨恢復公開活動。為了籌備召開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局臨時遷來廣州辦公。中共廣東區委積極參加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確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決定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性。廣東代表譚平山、阮嘯仙、劉爾崧、馮菊坡出席了會議,譚平山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成員。廣東區委積極貫徹三大的精神,參與了國民黨的改組工作,為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有共產黨員參加領導工作的國民黨一大。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等內容的新三民主義政綱。這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主要原則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共同綱領。這次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它開創了革命新局面,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廣州成為大革命的策源地,廣東和廣州的中共組織,也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

  同年2月,中共廣東區委改為中共廣州地委,兼管香港地區的黨組織,由馮菊坡任書記,直屬中共中央局領導。同年10月,中共廣州地委又改為中共廣東區委,由周恩來任委員長,領導廣東、廣西、閩南、云南、香港等地的黨組織。1925年2月,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由陳延年擔任,周恩來改任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大革命時期廣州沒有設市一級的中共領導機構,各基層黨組織,均由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

  從1925年起,中共廣東區委在全區發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和青年、婦女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領導了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罷工,它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政府統一廣東根據地的斗爭和北伐戰爭,同時也鍛煉和造就了中共大批干部。與此同時,彭湃等在廣州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運骨干,并連續舉辦了六屆,而由毛澤東主辦的第六屆,規模最大,學員人數最多。學員畢業后被派往全國各地從事農民運動,對支持北伐戰爭起了重要作用。廣州地委和廣東區委還幫助孫中山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派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動員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工農群眾參加軍校學習或工作,對軍校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7年4月15日,廣東國民政府追隨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廣州頓時處于白色恐怖之中。著名的共產黨員蕭楚女、劉爾崧、熊雄、鄧培、李森、何耀全、熊銳、張瑞成、畢磊等被捕后慘遭殺害。為了對付這一突變,中共廣東區委遷往香港(后來改為中共廣東省委),并于4月22日成立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吳毅,繼續留在廣州領導革命斗爭。

  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廣州市委在以張太雷為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下,于12月發動了廣州起義。12月11日凌晨三時半起義爆發后,起義軍迅速控制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區。11日早上6時,廣州蘇維埃政府(廣州公社)在維新路(現起義路)廣東省省會公安局(現廣州市公安局)成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鎮壓地主豪紳”的政治綱領;頒布了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一切土地歸農民的法令。12日,張太雷不幸犧牲,13日起義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宣告失敗。廣州起義是廣大革命士兵和工人、農民為了挽救革命而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一次英勇反擊,也是共產黨獨立地領導工農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一次偉大嘗試。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連結在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革命戰爭與創建紅軍、實行武裝斗爭的偉大開端。廣州起義保留下來的一部分革命力量,轉移到農村繼續斗爭。

  廣州起義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大屠殺,僅在1927年12月14日~19日,在廣州地區被殺害的共產黨人和群眾就達5700多人。中共廣州市委迭遭破壞,許多共產黨員前仆后繼,英勇就義。1932年冬,廣州黨組織被迫暫時停止活動。留在廣州的少數中共黨員沒有停止斗爭,他們團結進步青年和學生,建立各種革命團體,如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中大抗日劇社、中國青年同盟、突進社、馬列主義行動團等;積極宣傳中共中央的政策和革命思想,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喚起民眾覺醒,為廣州黨組織的重建打下基礎。1936年6月,廣東開始重建黨組織,先后在廣州、東莞、中山、新會、高要、南海等地的中國青年同盟的基礎上發展黨員100多人(其中廣州約70人),并以廣州外縣工委的名義,繼續領導東莞、中山、新會、高要、南海、開平、南雄、番禺、順德、陽江、吳川、廉江、臺山、澳門等地的建黨工作。1936年12月,中共廣州市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領導下重建,書記王均予。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革命進入抗日戰爭時期。9月,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11月,中共廣州市委改組為中共廣州市工作委員會,羅范群任代書記。1938年4月,中共廣東省委成立,撤銷中共廣州市工委,選舉產生中共廣州市委,書記李大林。8月,李大林調任省委組織部長,市委書記由羅范群繼任。在1938年10月日軍侵占廣州前這段時間,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組織,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日軍侵占前,廣州地區的中共黨員有近400人。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侵占廣州,廣州市區黨員全部撤離,到農村去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廣州市內黨組織又暫時中斷。1940年6月,中共廣東省委分為中共粵南省委和中共粵北省委,廣州淪陷區黨的組織歸中共粵南省委直接領導。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廣州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顯得重要。為了搜集情報,采購戰略物資,動員城市青年到游擊區以及聯絡失散人員等,各系統的中共組織都陸續派黨員到廣州,建立地下交通站和聯絡點,中共廣州地區組織的活動逐步得到恢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底,中共廣州市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陳能興任書記。1946年2月,在中共廣州市工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中共廣州市委,黃松堅任書記。其主要任務仍然是恢復組織,站穩腳跟,開展群眾工作。市委下設青委,負責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領導,1946年七八月間,市委又成立了廣州市郊一區和郊二區的組織機構,領導附近郊縣的黨組織。這時全市黨員人數已達400人左右。全面內戰爆發后,為了保存力量,堅持秘密斗爭,黨的領導體制作了改變,由委員會制改為特派員制,鐘明任廣州特派員,實行縱深配備,單線聯系。為了安全起見,把已經暴露身份的黨員撤退到香港和各地農村去開展武裝斗爭,留在廣州繼續堅持斗爭的黨員僅有100人左右。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廣州地方組織主要任務是領導人民進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開辟第二條戰線的斗爭。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南京,中共廣州地方組織及時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護廠護校、迎接解放、準備接管城市方面來。南京解放后,國民黨中央、總統府、行政院等首腦機關遷到廣州,廣州成為國民黨統治的重要基地。為了鞏固其統治,他們對中共廣州地下組織采取“斬盡滅絕”的方針,宣布“十殺禁令”。中共廣州地下組織,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通過建立外圍群眾組織去開展各種斗爭,擴大影響。在原已建立了“廣州愛國民主協會”(后稱“廣州地下學聯”)的基礎上,又建立“廣州工人協會”、“廣州民主婦女聯合會”、“廣州新民主主義教育工作者協會”(含教授協會)、“廣州新民主主義經濟工作者協會”以及“廣州解放軍之友社”等,其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廣州地下學聯”。這些群眾組織在開展護校、護廠、保衛和接管廣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共廣州地下組織采取正確的斗爭策略,黨組織不僅沒有受到破壞,反而在斗爭中不斷壯大。

  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廣州。這標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廣州的統治已被徹底摧毀,經歷了無數磨難的廣州人民得到新生,中共廣州地方組織在新的歷史時期,肩負著更為繁重的任務,投入新的斗爭。

  同年10月24日,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下組成廣州市委領導班子,10月28日,經中共中央批準,正式建立了葉劍英為書記的中共廣州市委。10月30日,市委召開了廣州地下黨員以及從老解放區和香港來的共產黨員330人參加的地方黨員大會。葉劍英代表華南分局和市委提出三大任務:(1)鞏固革命秩序,肅清匪特;(2)密切聯系群眾,團結各階層的革命人民,孤立反動派;(3)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大力發展生產。動員廣大黨員虛心學習,不驕不躁地工作,努力實現黨的任務。與此同時,建立起各級政權機構和群團組織。

  中共廣州市委成立后,重視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首先成立市委組織部、宣傳部和社會部,籌辦黨員訓練班和黨刊。隨即成立28個區的中共區工委和67個基層黨組織。1950年6月,隨著區的建制由28個調整為16個,也相應地調整了區工委的組織機構,廣州被列為中央直轄市。以后,廣州市的區域劃分不斷變動,黨的組織機構亦隨著調整。從1949年10月~1955年10月,廣州市先后召開過5次黨員代表會議。1956年6月,又召開了中共廣州市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廣州市第一屆委員會。

  解放初,中共廣州市委領導人民,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經濟,肅清殘余匪特,掃除地下錢莊,穩定金融物價,取締賭館、煙館、妓院,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安置救濟失業工人,收容遣送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安定社會,組織生產。與此同時,市委又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開展了民主改革、“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到1952年底,全市的工業生產總值比1949年增長70%,已超過戰前最高的1936年的水平,勝利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解決了民主革命的遺留問題。

  廣州是中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據上級的指示,解放以后,于10月18日成立廣州警備司令部,10月21日成立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負責全面接管工作和城市警備任務。以后的各個時期,中共廣州市委重視抓軍事工作。1952年成立了受上級軍事機關和市委、市政府雙重領導的專門軍事機構--武裝部、兵役局。為了領導人民武裝建設,解決各個時期民兵建設中的突出問題,1953年1月,市委又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各級人民武裝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廣州市郊區人民武裝委員會,1960年以后,成立廣州軍分區、廣州警備區,主管全市的民兵、兵役和警備工作。1960年2月,郊區人民武裝委員會改為市委民兵領導小組,1961年又改為市委人民武裝委員會。

  1956年,中共廣州市委堅決貫徹中央的部署,領導全市人民勝利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廣州市第一個五年計劃亦提前一年超額完成,全市新建和擴建了一批工廠,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7.9%,高于同期全國的平均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黨風、社會風氣良好,干群關系密切,青少年上進心強,人與人之間建立起團結互助的新型關系,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提高,當時香港許多失業和在業的工人都紛紛回穗就業。

  1958年,中共廣州市委貫徹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展“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市人民的干勁被調動起來,創造了一些成績,這主要是:新建和擴建了一批骨干企業,奠定了廣州的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興修了一批農田水利設施;興建了一些城市建設工程項目,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環境。但是,由于當時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結果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60年代初出現了工業減產,農業歉收,糧食、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供應全面緊張,各種物品要憑證供應,經濟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

  在政治生活方面,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開始,隨后開展“反地方主義”、“反右傾”等政治運動,挫傷了大批敢于講真話的干部,破壞了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的優良作風,助長了浮夸風和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等不良作風以及壓制民主等消極現象。

  從1960年起,中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大大壓縮重工業的投資,增加農業、輕工業和手工業的投資,使國民經濟中的農、輕、重的比例趨于合理。在農村,則著重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關系,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批判、清理“共產風”,開放農貿市場,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取消公共食堂等。在黨的建設方面,著重抓干部的理論學習,加強思想教育。通過干部輪訓,發揚民主,總結經驗,改正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經過上述一系列的措施,經濟形勢很快好轉,工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市場供應好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一場災難,也給廣州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從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起至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期間,市委力圖緊跟中央,加強領導,派出工作組領導好運動?!笆鶙l”公布后,市委馬上貫徹,第一書記作出檢討,撤回工作組。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沖擊下,從市委到黨的基層組織不能發揮領導作用,不少單位開始亂了起來。社會上的“造反派”、“紅衛兵”借“破四舊”大刮抄家歪風,首先受到沖擊的是知識分子(包括教師、文藝工作者、理論工作者、科學工作者)。1967年1月,上海刮起“一月風暴”之后,廣州地區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被“造反派”奪權,大批領導干部受到隔離審查、批斗和迫害。黨組織癱瘓、黨員停止了組織生活,整個城市處于無政府狀態,“打、砸、搶、抄、抓”成風,圍繞著對“奪權”的不同看法而產生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武斗頻繁、不斷升級,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

  1967年3月,為了穩定廣州局勢,成立了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市屬區縣局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先后建立了軍管會、軍管小組或派駐解放軍宣傳隊。同時駐廣州地區的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擔負“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的任務。1968年2月,成立了有軍代表、干部和群眾代表參加(時稱“三結合”)的廣州市革命委員會(簡稱市革委會)。同年3月,市革委會成立黨的核心小組。市革委會行使原市委、市人委黨政領導機關的職能。隨后,市屬東山、越秀、海珠、荔灣、郊區5個區,花縣、從化2個縣均建立了革委會。市革委會下設政工、生產、辦事、保衛、民事5個組,取代市委、市人委各職能部門的工作。

  市革委會成立后,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斗、批、改”任務,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和下放干部以及整黨工作。

  1968年,根據毛澤東“關于干部下放勞動”的指示精神,市革委會只留130名機關干部,其余原市委、市人委的干部下放到從化縣紅旗農場創辦“五七”第一干校。接著各區縣局也辦了自己的“五七”干校。至1969初,全市已興辦了34間“五七”干校,有2.3萬名機關干部在干校參加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968年底,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基礎上,開始整黨建黨工作,停止活動兩年之久的廣州市各級黨組織開始重建,并逐步恢復活動。但這次整黨建黨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在“左”的方針指導下,結果有許多合乎條件的黨員不能恢復組織生活或被錯誤地開除黨籍,而接納的新黨員中則有一部分不符合黨員條件,甚至是造反起家的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工作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逼、供、信”,擴大打擊面,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全市被立案審查的干部23680人,占干部總數的17.5%,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1011人,因受迫害而造成非正常死亡534人。1969年還成立“廣字103隊”,把85名領導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送到粵北勞改場舊址的武江茶場進行長期審查,使這些老干部身心遭到嚴重的傷害。1970年,貫徹“戰備疏散”,強制一批市民遷居鄉下,造成許多遺留問題。當時還動員了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校學生到農村辦“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實際上荒廢了青年學生的學業,造成人才成長的斷層。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后,中共廣州市委根據中央的部署,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發動干部群眾揭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及其在廣州地區的死黨和爪牙的罪行。1975年初,鄧小平復出,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市委和廣大干部、群眾積極貫徹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頓的方針和措施,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經過幾個月的整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社會秩序安定,企業管理加強,經濟形勢日益好轉,這給廣大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對黨寄以新的希望??墒?,同年底,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剛剛好轉的形勢又迅速逆轉,廣州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陷入混亂之中。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廣州和全國一樣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廣州黨的組織、廣大黨員和全市人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絕大多數黨員忠于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堅強的信念。廣大群眾仍堅信中國共產黨會自己起來糾正錯誤繼續領導人民前進。廣州黨組織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依靠廣大人民的支持,堅決貫徹消除派性,穩住廣州的方針,使江青反革命集團大亂廣州的陰謀未能得逞,國家在廣州的外事活動和幾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得以順利進行。特別是那些在生產第一線的黨員和干部,與廣大工人、農民在一起,堅守工作崗位,堅持生產,克服種種困難,盡量減少因動亂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破壞。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廣州市的經濟和生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后,根據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部署,中共廣州市委領導全市的黨員和人民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與這個反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和事,清除其流毒和影響,進行撥亂反正。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從而結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兩年徘徊的局面,這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共廣州市委結合本地的實際,認真學習,堅決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充分發揮廣州的優勢,用足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抓住機遇,大膽探索,勇于實踐,開拓前進。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生產力迅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偉大成就,使這一時期成為建國以來生機活力最旺盛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市委主要抓了如下的工作:

  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市委組織廣大黨員干部,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破除“左”的思想束縛,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后又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繼續清除“左”的思想障礙,使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貫徹。譬如,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受“左”的思想禁錮,不少干部未能沖破舊經濟體制的條條框框,存在畏難情緒,怕犯錯誤,因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邁得不大,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落在珠江三角洲的佛山、中山、東莞等市后面。為了使每個干部從“左”的思想影響中解放出來,從小農經濟、封建宗法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1984~1985年,市委通過召開四屆四次全會、四屆五次全會,聯系廣州改革開放中存在的問題,提出“重新認識廣州”的號召,提倡敢于改革,敢于創新、敢于沖破舊的條條框框;強調在黨紀國法允許的條件下,發揚“旱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山路不通辟新路”的精神,克服前進中的困難;要求廣大干部改變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唯書、唯上”的習慣,確立凡是利國利民、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事就大膽去探索、實踐,不斷總結經驗,從而以新思想、新辦法來促進廣州市經濟建設事業的新發展。

  第二,從實際出發,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認真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和僑務政策。還落實了被“疏散”人員回市復戶工作。全市復查并平反了冤、假、錯案8175件,被錯劃為右派的4894人全部得到改正。

  第三,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生產力。首先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的改革,則以改革流通體制為突破口,從放開鮮魚市場開始,搞活流通,搞活經濟。1984~1988年,又在企業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擴大企業的自主權。1988年10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展治理整頓經濟環境和秩序的同時,繼續進行深化各項改革,在企業內部著重搞好經營機制的配套改革,促進市場體系的建立與完善。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拓展進出口貿易,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際出發,重新認識廣州的優勢,制定“以外經外貿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方針;搞活流通,改革價格,繁榮市場;簡政放權,增強企業活力;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廣開就業門路;興辦鄉鎮和街道工業。通過以上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措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1990年與1980年相比,全市社會總產值由128.19億元,增至664.07億元,國民生產總值由58.55億元增至319.6億元,國民收入總產值由51.09億元增至219.51億元。10年間增長了四五倍。

  第四,搞好市政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市委主持制定了“廣州市總體規劃”,確定住宅建設“六統一”(即統一規劃、征地、設計、施工、配套、管理)的方針,解決住房困難,居民住房面積由1979年的人均3.82平方米,增至1990年的人均7.99平方米;有計劃地改造舊城區和擴大新城區;按現代化大都市的要求,建設市政公共設施,交通、電信、道路、橋梁、供電、供氣、電話等均有很大的發展;加強市場建設,繁榮商業。1990年與1978年相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20.37億元,增至210.73億元;市民收入提高,人平由442元,增至2593元;農村由238元,增至1536元;居民儲蓄金額也有較大提高,城鎮由4.89億元,增至142.04億元;農村由0.79億元,增至39.09億元。

  第五,發揮新時期的統一戰線作用。市委堅決貫徹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經常就有關廣州市的政治、經濟、人事安排等重大問題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代表進行協商,選擇、培養、使用非共產黨員干部,加強對臺灣事務、僑務、外事等工作的領導,廣交朋友,增進友誼,引進外資,調動各方面力量,為廣州現代化建設服務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六,加強軍事工作。1983年1月,廣州警備區改為廣州軍分區,警備區成立16年間,在民兵、兵役、城市警備、人民防空和“三支兩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1986年1月,軍分區進行整編,加強內部建設,充實人員編制,改革領導體制,將全市17個區、縣、系統的人民武裝部歸地方建制,但其業務仍由廣州軍分區領導。市委人民武裝委員會1979年1月恢復工作以后,堅持“控制數量、抓好重點、抓好基礎”的方針,按照“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基本要求,對兵役、民兵工作進行一系列改革,保證民兵、預備役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與此同時,駐穗軍事機關和部隊,積極參與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設,開展文明共建和“為您服務”的活動,深受群眾歡迎,密切了軍民關系。

  第七,加速科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市委、市政府提出“科技教育興市”的口號,1986年制定了《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綱要》和《廣州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綱要》,規定了1986~2000年的發展目標和措施,并促使科技盡快轉化為生產力。在“七五”計劃期間,廣州工業開發成功并投產的產品有2304種,其中達到和超過國內先進水平的占63.7%,達到國家80年代先進水平的占35%。至1990年,全市共有“星火計劃”項目103項,總投資1.22億元,已完成累計產值5.02億元,實現稅利1.04億元,創匯1077.33萬美元。

  廣州的教育發展速度和投入方面,已處于全國大城市的前列。1988年的教育事業經費是1978年的4.4倍。市委、市政府實行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并舉的方針,鼓勵、發動社會各界人士、華僑、港澳同胞、廠礦企業支持教育事業,以及社會集資、私人辦學校。還組織“教育基金百萬行”活動籌集資金,促進了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1990年,全市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的共75366人,升學率達97.41%,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全市有全日制中等職業學校196所,在校學生近10萬人。市屬各類學校和部屬、省屬學校連結在一起,構成較完整的辦學體系。

  第八,加強黨的建設。1978~1980年著重抓學習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81年6月起,又著重組織全市黨員認真學習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認識。1983年以后,抓中共十二大的決議和新黨章的學習,并從1984年5月起,在全市范圍內分5批進行全面整黨,參加整黨的27萬黨員進行了重新登記,至1986年完成。通過這次全面整黨,提高了黨員的政治素質,改變了廣州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狀況,增強了戰斗力,達到了預期目的。

  在這一期間,市委對人事、干部制度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按照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對區、縣、局以上的領導班子作了較大的調整,挑選了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干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實現了新老干部的合作與交替,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了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波,市委和市屬各級黨組織,堅定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的宣傳教育,從而提高了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思想認識,分清了是非,使廣州未受到大的沖擊。

  為了加強黨的建設并使之制度化,從1985年起,市委每年都召開一次黨建工作會議,交流經驗,對黨的組織建設和黨紀黨風建設等工作進行一次大檢查;每年還進行一次民主評議黨員和領導班子的活動,加強群眾的監督,清除腐敗現象。由于市委重視抓黨的自身建設,使廣大黨員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經受了考驗,沒有出現大的問題。這個時期黨組織不斷發展,黨員隊伍不斷壯大。據1990年的統計,全市共有中共支部16318個,比1970年增加4678個;黨員275595人,比1970年增加63366人。全市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亦大大加強。

  第九,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主要是抓學習理論,特別是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學習科學文化,學習先進典型(如學習雷鋒、學習南華西街、學習紅山煤店、學習衛生處理廠),學習革命歷史等,以弘揚革命傳統和無私奉獻精神;通過開展“遵守文明公約,爭當文明市民”、“文明服務,禮貌經商”、“微笑在廣州,友愛在車廂”、“美的家庭文化”、“軍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等系列活動,使團結互助,尊老愛幼的美德逐漸形成風氣;還在發動市民廣泛討論的基礎上確定廣州市的市花、市鳥、市歌、以及把“稻穗鮮花獻人民”作為廣州人精神,“團結、友愛、求實、進取”作為廣州市市風。通過以上的精神文明建設活動,對培養“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新人,提高人的綜合素質,塑造廣州人美好形象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科技、文化、藝術、出版、廣播、電視、衛生、體育事業都有了新的發展。還持續開展掃黃,除“七害”(賣淫嫖娼、制作販賣傳播淫穢制品、拐賣婦女兒童、吸食販運毒品、聚眾賭博、利用封建迷信騙財害人和黑社會組織),打擊社會丑惡現象,維護社會治安。

  在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下,廣州市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重要的步伐,對外開放全面擴大,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迅速發展,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加強,市場繁榮,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91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386.79億元,比上年(下同)增長16.8%;國民收入263.76億元,增長15.8%;社會總產值815.54億元,增長18.23%;工業生產總值533.35億元,增長22.77%;農業總產值44.3億元,增長10.43%;社會零售總額177.07億元,增長14.74%;外貿出口總值18.41億美元,增長27.57%。這一系列的發展事實,標志著廣州市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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