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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方志之論與學術性問題
  • 來源:中共廣州市委黨史文獻研究室
  • 日期:200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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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饒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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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舉例說明傳統方志并不存在述而不論的原則,而是有述有論或可論可不論。又以《廣州市志》為例說明新方志應以述為主,述中有論。志書的資料性與學術性并非相互對立,而是統一于以述為主,述論結合之中。

【關健詞】? 述而不論? 述中有論? 方志? 學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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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方志并不存在“述而不論”的原則

有人說:“首輪修志繼承并堅持了傳統方志述而不論的記述原則?!?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 href="#_ftn1" name=_ftnref1>[1]又有人說,“地方志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許多規定和傳統。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述而不作,即對采集的資料大多如實存錄,少作刪筆潤色。無疑,新方志繼承了傳統方志的這一傳統?!?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href="#_ftn2" name=_ftnref2>[2]以上都是說傳統方志是“述而不論(作)”的。這是對傳統方志接觸不多的人,而又不深加研究,人云亦云,無根無據。事實是傳統方志是有敘有論的,茲舉證如下:

1.志書凡例? 規定可論

在歷代頒布的纂修志書凡例或“修志牌照”、“修志事例概要”、“志書例目”、“皇帝上諭”等文件,從未見有規定修志要“述而不論”,反而有些條文指明要“論”,如明永樂十六年(1418)頒布之《纂修志書凡例》凡21條,其第八條稱“風俗,敘前代至今習俗異同。形勢,論其山川雄險,如諸葛亮論鐘山龍蟠、石城虎琚之類”。明明白白地寫明要“論”,21條中僅此一條標明要論,但沒有一條規定只敘述而不論的。

2.舊志有論? 比比皆是

傳統志書有敘有論者不在少數,茲舉若干例說明之。

(1)[淳祐]浙江臨安志? 南宋府尹趙與簋修,仙居陳仁玉等纂。52卷。宋刊本久佚,現僅存殘本5~10卷,所存惟城府、山川二門,前有總論一篇。

(2)[正德]廣東瓊臺志? 明唐胄輯,正德六年(1511)始纂,十六年刻本刊行。44卷。本志凡例規定志書是可以議論的,“事有可議者,僣于條末,小為按,大可論,法史論贊之例?!?/span>

(3)[嘉靖]河北雄志? 明王齊纂修,嘉靖十一年(1532)成書,十六年刊刻,二卷,共8門65目。此志每一門目首加引論,末對內容加以評論。邑人云其“巨細分別,皂白畢陳,其心公,其論確……”

(4)[萬歷]浙江會稽縣志? 楊維新修,張元忭、徐渭纂。萬歷三年(1575)修,同年刊刻,16卷,分地、治、戶、禮四書。每書冠以總論,每類各有分論。徐渭為該志作總論四篇,分論16篇。

(5)[萬歷]廣西通志? 明蘇浚纂。萬歷二十五(1597)成書,二十七年刊刻。42卷,21門,互不統屬。一般卷前有序,卷后有論,所論問題頗有見地。

(6)[嘉靖]四川總志? 明劉大謨等修,王元正等纂,周復俊等重編。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全志16卷。該志稽正德舊志而略有增補,體例遵《大明統一志》。各志前后均有序論。

(7)[萬歷]山西應州志? 明王有容修,田蕙纂。萬歷二十七年(1599)刻本。該志凡六卷,目44,每目必有小序,言其大旨來由;其關切民生土地者,猶附論說,以見利病得失。

(8)[康熙]山西潞城縣志? 清張士浩修,申伯纂。成書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凡8卷,8門、59目。每門之前冠以小序,略述此門之大意,更于每目前后各列一小論,一述其沿革,一辯其利弊,體例甚有特色。

(9)[康熙]河北靈壽縣志? 清陸隴其修,傅維橒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10卷附錄一卷。每志前后均有序論。末錄陸氏與傅氏論修志函。

(10)[康熙]山東曲阜縣志? 明孔弘毅原纂,清孔衍淳續修時僅原殘本1至4卷,康熙十二年(1673)孔衍淳續修之曲阜縣志,現亦僅存4~6三卷。該志每卷各項末尾,均附有一篇論,該論是作者述發感想、進行評論和作說明的文字。

(11)[雍正]廣東從化縣志? 清雍正八年(1730)縣令郭遇熙纂。該志凡27分志,志前有郭氏之引論25個,志后有論者18個。

為使讀者進一步了解傳統方志中之 引(即小序)、論,特以清雍正《從化縣志》為例,各引一則而觀之。

“物產志引? 郭遇熙曰:‘昔者任土作貢,必生物產。雖邑小者,亦臚列焉。說者謂南粵為陽氣之所炳耀,故罕以珍奇特聞。然皆洋賈商人,航海破浪而至,從化不產焉。雖然,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古人之垂訓于有國者且然,況凋瘵如從,乃欲作詮巧之技,希難得之貨乎?民自耕桑外,竹木果? ,可鬻于圩,鱗介羽毛,可登于俎,孜孜焉,惟日用養生之物致力也,庶不俟他求而自裕歟’?!?/span>

“舊志田賦論? 論曰:重斂得財,夫人知之,輕斂得財之,多人之所不信也。以故為政者,每急于程督而鮮克節其奇贏。斂愈重,民日瘠,而用反不足矣。從地不過番禺之一隅耳,丁田為鮮少,其賦入供一縣之用,蓋僅俻爾也。往嘗編解戶口一役,續編清遠橫石廩給一役,民甚苦之,至有轉乎溝壑者。正德中,巡按御史周公謨始免廩給,繼以巡按史程公昌復免解戶,民賴以蘇,而役之在官者,編為銀差,民皆稱便。迨嘉靖四十年,都御史龐公尚鵬條鞭法行益免更編之煩,遂為定例,郊鄙不聳,實由于此。語云:力盡則怨,財盡則懟,劃一之良法,其利亦溥矣?!?/span>

傳統志書既可以敘而不論,亦允許有敘有論,以上舉出宋、明、清三代浙江、廣東、河北、四川、山西等省十余種志書均有敘有論并具體錄出其序(引)和論之例,在于說明“傳統志書述而不論的記述原則”是謬誤的。

3.傳統方志? 泛論過多

著名方志學家傅振倫所著《中國方志學》一書中指出舊志“各志各門之首多先作一番議論,后又附以余論,志文中又往往興會所至,加一段平泛論說,這些套話,敷衍成文,空洞無物?!边@是傅先生在分析舊志存在六大缺點時,其中第五點說舊志泛論毫無可取。這引證說明傳統方志有“議論”、“余論”、“泛論”,足見“論”之多也。傅振倫不贊成舊志的“泛論”,并非反對方志不宜有論。他說“嘉靖《內黃志》史論以‘志曰’發端,言明作志的目的、志趣、尚不同凡說。乾隆《江寧縣志》、同治《上江兩縣志》的敘論,或論制度沿革,或論體例的固革,或作折衷的按說,與一般的套語不同,還是可取的?!?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href="#_ftn3" name=_ftnref3>[3]

著名方志學家章學誠主張方志可以有適當的議論。其所撰之《永清縣志》、《湖北通志》列傳后面,多用“志曰”起首,加以論贊。章學誠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中,談到關于論贊問題,他說:“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大史公曰云云,所以別于序事之文,并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于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孟堅自序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后,屋上架屋,斯為多文,自后相沿,體例不一。至明祖纂修之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嚴謹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則以為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為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吊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4" href="#_ftn4" name=_ftnref4>[4]章氏認為據事直書不加論贊,雖說是謹嚴,亦非公是之道,主張論贊不妨附入。確有需要加論的,并非絕對不宜,論不是非要不可,不必勉強充數。

臺灣學者也說,“方志固可論、可按、可考、可辯,但絕不宜喧賓奪主,我們在《史記》中也常常讀到‘太史公曰’ 連雅堂《臺灣通史》中也常見有‘連橫曰’這便是論,但決非長篇大論,而是要言不繁的正論、確論……”[5]

以上有明代纂修志書凡例、有多種又敘又論之志書、有著名方志學家的論斷,有足夠的事實可以說明傳統方志不是述而不論(作),而是有敘有論、可論可不論。對傳統方志總量而言,或許述而不論者比有敘有論者稍多而已,但絕不存在有“傳統方志述而不論的原則”。筆者只知“述而不作”見《論語·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于老彭?!敝祆湔f這是“圣人謙已誨人之辭”,“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6" href="#_ftn6" name=_ftnref6>[6]與地方志毫無關系。新方志于80年代始修時,就有人說過方志要“述而不論(作)”,直至2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說方志有“述而不論的原則”,甚至有人把它奉為“金科玉律”,豈不怪哉?筆者愚鈍不知此“原則”、此“規定”出于何處?根據何在,希不吝賜教。

二、新方志應以述為主,述中有論

地方志定性為“資料性著述”,早在上世紀80年代已為方志界所肯定。不過對“著述”的理解并不一致。有些人認為“著述”與“記述”等同,即“述而不論”;有些人則將“著述”釋為“撰述,寫作”,認為既為“著”就應體現“著”的特點,既可述亦可論即有述有論,因為是“資料性著述”,就應占有大量資料的前提下進行著述,即以述為主,述中可論。

新方志繼承傳統方志的體例,但有所發展。目前基本上是采用記(大事記、專記)、述(總述、綜述、概述)志、傳、圖、表、錄七種體裁,其中除“表”不適宜述中可論外,其余幾種體裁均可“以述為主,述中有論”。

何謂“以述為主,述中有論”?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韓信,漢之良將也?!逼邆€字中的一個“良”(善于帶兵打仗)字就是論。如果只述不論,只能說“韓信,漢之將軍也?!眱删湎啾?,要明顯看出這個“良”字畫龍點睛之論的優越性。資料性是方志首要屬性,處于主導地位,所以方志記述資料為主,但在敘述中可作簡短而精辟的論,而不是泛論、長篇大論,也不是傳統方志中的那種有專門一段的議論。加強志書的學術性,就是要加強述中之論,并非要把志書寫成學術著作。

“《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對志書體例有明確規定:‘資料務必真實可靠,一般不作評論’”[7]上文引用者斷章取義,以偏蓋全,有意不提此是對人物志而言,而不是對整個志書而言。所謂“一般不作評論”,言下之意“特殊”者可作評論?!稄V州市志·人物志》就有不少簡而精的評論。如鄧廷楨傳中有云:“(鄧廷楨)是當時官場中一位能員干吏。在長期的官宦生涯中,以辦事老成著稱,時人稱他‘神機高朗外容異量,而判行內嚴,遇事不求奇功,而深慮宿褐’?!麑懶沤o正在來粵途中的欽差大臣林則徐,表示要‘同心協力,除中國大禍之源’。鄧廷楨的合作態度和嚴厲措施,為禁煙高潮的到來創造了有利的條件?!?/span>

林則徐傳中有云:“……林則徐這種睜眼看世界的新風氣,打破了中國傳統的閉關鎖國的政策……林則徐是近代中國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span>

洪仁玕傳中有云:“在《資政新編》中,洪仁玕把他的政治主張分為‘設法’、‘用人’兩個方面……可以說,他是當時(不僅是太平天國,也是整個中國)最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開明、務實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一。洪秀全在多數條文下,卻批示‘此策是也’,命令‘遵刻頒行’。但由于社會條件未趨成熟,又處在敵我對峙戰爭狀態而又不能付諸實行,只是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貴的典籍?!谛抻喬靽鴼v法、改革考試制度、辦理外交事宜等方面,洪仁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span>

從上引文可見,對人物作簡而精的評論得體,使人物更顯鮮明突出。這樣的論有何壞處?

新方志的述體包括總述、綜述、概述是傳統方志之所無,這種創新的體裁是方志體例的一大發展,從首屆志書的實踐來看,述體的運用采用以述為主,述中有論的寫法是成功?,F以新近獲得廣東省優秀志書評獎一等獎和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優秀成果年度評獎一等獎的《廣州市志(21卷23冊)》《總述》為例,其述中有論有如下幾種特點:

(1)以述為主,述論結合。

如《優越的地理環境》部分,作者寫道:廣州市“北接南嶺山地,南臨南海,形成一個向南方海洋傾斜的大斜面,西北、北江、東江在此匯流入海,具有河港海港的優勢。在古代生產力不發展的條件下,這種北依山地,南臨海洋的區位優勢,易于造成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形成中原及海外難以交往的態勢。然而,南嶺實為破碎的山體,嶺間有多處河谷盤地,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日漸發展,這些盤谷隘道被人們逐步開通,使廣州與中原的交往日盛頻繁,梅關隘道,湞水谷地、武水谷地,連江水道、湘桂道通等成為南北交往的重要通道……可見,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廣州所處的嶺南地區不斷克服自身的封閉性,逐漸加強其區域的開放性,為創造中原文化為核心,同時融合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多種的嶺南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環境?!?/span>

(2)夾敘夾議后加簡短結論。

如敘述自然環境時,述光能之充裕、暖熱少寒、雨量充沛,雨季明顯后,得出結論說:“由上可見,廣州地區水分充足的時間正是光能充裕、熱量充沛的季節。這種水、熱同期的良好組合,極有利于水、熱資源的充分利用與發揮,這是廣州地區氣候上的重要優勢?!?/span>

(3)提出論點,后用資料說明。

如《城市環境的改變》部分先提出論點說:“從70年代開始,廣州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但城市環境也付出了高昂代價。第一,資源的消耗持續快速增長……第二,環境負荷持續增長……第三,固體廢物大量增加……第四,總體環境質量在下降……”其中刪節者即為資料部分,作者以大量資料說明之。

(4)對人物的直接評論。

如《民主策源地》部分,在敘述到人物及其有關事件時,加以評論“……林則徐以其獨特的地位和膽識,做了一些開創性工作,促使廣州成為當時中國人了解世界、解放思想的活動中心。這對加速中國近代化進程產生深遠影響,也使廣州在近代成為國人瞭望世界的窗口和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門戶……。鄭觀應、容閎、何啟、胡禮垣等早期維新思想家的活動雖然停留在理論、思想的宣傳上,但他們主張向西方學習,改革政治、經濟、文化,富國強兵以御外侮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對于激發人們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推動社會改革,都起過積極的作用?!钥涤袨?、梁啟超為核心并具體策劃的變法運動,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第一次政治改革。他們所宣揚的新思想,具有比較濃厚的民主主義色彩,深切地喚醒了一代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激情?!?/span>

(6)記述“是什么”,也記述“為什么”。

如《嶺南文化的薈萃之地》,有段記述云:廣州“建城2200多年以來,廣州文化原來在土著越族文化的基礎上,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精華,發展成為廣府文化的主體、嶺南文化的主流,呈現出絢麗多姿、獨具一格的南國風采和地方特色。嶺南文化所具有的開放、兼容、務實的特征,在廣州文化中得到最集中、最豐富的體現。究其原因,主要是:廣州自秦漢以來長期是嶺南地區的政治中心,必然成為地域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的規范,并成為嶺南地區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主要的活動舞臺;廣州長期以來是商業、交通中心,具有發展嶺南文化的經濟基礎,從而成為發展、交流文化的有效載體;廣州是嶺南教育中心,因而成為傳播先進的思想文化,培育各種人才,交流學術思想的重要空間;廣州是中國著名的僑鄉,是中國華僑最多的城市,廣大的華僑、外籍華人把廣府文化引向世界,把海外文化引進廣州,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而,廣州文化具有開放開明、多元兼容、革新求實、務實重利,接近平民的突出的嶺南文化風貌……”

強調志書是“述而不論”的人說,志書只記“是什么”,不能講“為什么”,寫了“為什么”就是不合志體,“為什么”的任務由其他學科去完成。這一論點,難以茍同。其實事物的本身不是孤立的,它與因果有必然的聯系,也存在著邏輯性和系統性,只有寫清楚“為什么”才能展現事物的全貌,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上述即為一例。

(7)前瞻性議論。

在《世紀之交展望》部份中,有一段前瞻性議論:“廣州市今后的發展也面臨著一些制約因素:一是經濟增長仍處于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轉化過程之中,產業整體素質偏低,市場競爭力強的產業群和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偏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高;二是城市建設與管理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存在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市內交通堵塞的問題;三是經濟發展還沒有完全擺脫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并由此對環境和資源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四是由于高薪技術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產生的勞動富余和失業人口的增加,以及人口老齡化給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走持續發展之路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共識,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

傳統方志是不主張有前瞻性的議論的,新方志可以突破這個框框,就以上的簡短的四點議論來看切中了廣州市所存在的要害問題,這對志書的“資政”起到很大作用。臺灣學者陳紹馨就主張新志書應是前瞻性的,他說,“我們所需要的并不是老舊的志書而是適應現代社會的科學性志書。新方志應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顧性的,應該著重科學性而不應看重文藝性,應該是公民本位的,不應該是士大夫本位的,自然應該是社會文化志,而不行政志、治績志?!?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8" href="#_ftn8" name=_ftnref8>[8]在適當之處,作切合實際的、簡而精的前瞻性議論,看來是有益無害的。

《總述》從秦始皇三十三年(214)統一嶺南記起,下至1998年。這2200余年的廣州概貌近約6萬字寫成,這是一篇具有高度概括力、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有述有論、述論結合、學術性很強的文章。全書2000多萬字的《廣州市志》,通讀不易,但只要看了這篇《總述》,廣州方方面面的基本情況已印在心中,讀后使人興奮不已。

《廣州市志》中以述為主,述中有論之處,還存在綜述與概述和分志之中,這都是修志者之自發行為,他們認為應該采取述中有論才能更好地表達目的。而成文后又經過分志之主編及領導審閱,再送市志辦之編輯、責任總纂、常務副總纂、總纂、審定,層層過關,毫無異議,說明以述為主、述中有論的寫法得到一致的認同。

茲將綜述及概述各舉一例而觀之。

《外經貿綜述》全文23000字,分古代、近現代和當代三部分,抓住各個時期的特點進行論述。以《近現代的廣州對外貿易》為例,作者寫道,“這一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變化有如下特點:第一,廣州對外貿易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官僚買辦所控制和壟斷,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格局被打破……第二,廣州進口商品結構完全適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掠奪資源和傾銷商品的需要。出口商品的結構、數量及出口市場結構失衡……第三,西方列強在廣東勢力的消長決定著廣州對外貿易的主要國家和地區……”

《家庭志·概述》夾敘夾議:“以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權益為其特征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及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式封建家庭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二千多年而沒有根本性變化。迨至鴉片戰爭之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影響和中國社會的劇變,傳統的婚姻制度亦開始受到震憾。廣州地處沿海,與西方接觸較早而且往來頻繁,因而受到的沖擊也較早、反應也較敏銳……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以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出發,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參政權、教育權和婚姻自由等主張。他在任大總統期間曾下令禁止納妾、蓄婢和女子纏足。以上所述,變革婚姻家庭制度已開始進入自覺階段,而且表現為理論和政策的形態。但它仍然是以男性作為女性的代言人和解放者,并非由婦女自己解放自己。中國宗法封建婚姻家庭的變革,首先在于婦女地位的改善……”全文7000余字,這是一篇有敘有論、很有特色、學術價值很高的文章。類似這樣概述還有6000字的《自然地理志·概述》,6000余字《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概述》、15000余字的《中共廣州地方組織志·概述》等等均是以述為主述中有論、學術價值較高者,為不占太多篇幅不一一列舉。

除述體外各分志之有些附錄亦附有以述為主、述論結合的內容?!稄V州市志》卷十七《風俗志·附錄》附有一篇題為《廣州民俗研究》的文章,全文17000余字,有述有論,學術性很強,其內容不在此多引。志書附有敘論結合,學術性很高的著述,史有前例。如[嘉慶]河南安陽縣志,清趙希璜修、武億纂,嘉慶四年(1799)刊本,全書14卷18門。另附《安陽金石錄》12卷。此錄上起商代、下迄元代,得金石遺物160余件,有圖有論,糾史傳之訛,有極大學術價值,歷來為學術界高度重視。

不要以為“以述為主,述中可論”僅限于志書之述體,就是志書的各個分志亦可以述中有論。分志中又敘又論,“以述為主,述中有論”不乏例證。如《廣州市志·廣州經濟開發區志》第一章投資環境中之一節《選址》,全節都是有述有論:“……開發區選址在黃埔區東南緣比較合適。其客觀根據是:1,地理位置優越……2,交通便利……3,有一定的市政基礎設施……4,有大片土地可供開發……5,毗鄰港澳,便于參與國際市場競爭……6,古代海外貿易的繁華之地……7,廣州的門戶,便利與海內外交往……。選擇黃埔區東南緣興辦開發區有許多有利條件的優勢,但也有不足,如地域內地勢低洼,填土工程量較大,地質構造比較復雜,部分地段受到污染等……?!?/span>

《中共廣州地方組織志》對建國后的歷次運動,如鎮反、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肅反、“反地方主義”、“大躍進”、“農村人民公社化”等等的著述,在夾敘夾議后再加一段約200~400字左右的評論。如“‘五反’運動,對私營工商業者是一次愛國守法教育,它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進一步團結了資產階級中的愛國守法分子,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五反’運動,對廣大干部和各階層人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們增強了抵制資本主義思想腐蝕的能力,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但是,由于‘五反’運動倉促發動,政策宣傳教育不夠,群眾發動起來后,曾出現上壓下逼,四面圍攻乃至‘逼、供、信’等‘左’的做法,以至打擊面過寬,出現了不少假案錯案,挫傷了愛國守法工商業者的積極性。部分資本家悲觀失望,消極經營,以至躺倒不干……”又如“肅反”運動,在記述經過情況后寫道:“這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從中央組織和國家機關及各層組織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純潔了革命隊伍,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同時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歷史問題,使他們放下包袱。但是,在運動過程中,由于對敵情估計過于嚴重,有些問題政策界限不清,曾發生過斗爭面過寬和‘逼、供、信’的偏向。后來根據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對清查對象進行復查、定性不準的進行了甄別、被捕或錯整的人進行了平反和妥善處理?!边@樣記述是明智的,如果歷次政治運動僅僅記述其經過,不在最后論述其成敗,難以使后代讀者分清是非。這樣記述事實,使讀者能全面理解,這就是簡短之論的妙處。

除上述所引外,第二章第四節《克服暫時經濟困難》,全節1300余字,均為以述為主,述中有論的寫法。該志第四篇第七章《政策研究》全章23000余字,除第一節記述和列表用去2000余字外,從第二節開始至全文結束用2萬余字均用述論結合、夾敘夾議完成的。

以上不厭其煩引述新方志中的“以述為主,述中有論”的情況,說明新方志在社會生活變遷中,為適應新事物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為記述新生事物的整體意義,所謂“述而不論“的陳規已無力完成。我們不能抱缺守殘,墨守成規,一昧在舊的軌跡上滑行。以上所引《廣州市志》述體和分志內容之有敘有論者,皆出自文化素養較高者之手,都是一些正、副研究員為主來擔綱完成的。在一定意義上而言,修志者之素質,是決定一部志書質量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志書的資料性與學術性的關系

志書的資料性與學術性不是互相對立和互相排斥的,從上引文中明明白白看出,以述論結合在一起,并不對立與互相排斥,顯示出很強學術性?!耙允鰹橹?,述中有論”,論就是學術性的體現。有人認為抄錄資料也有學術性,并舉出清顧炎武《日知錄》為例,說它“百分之八九十篇幅是抄錄資料”。[9]《四庫總目提要》列出這部書的內容:“前六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十七卷論科舉;十八至廾一卷論藝文;廾二至廾四卷論名義;廾五卷論古事真妄;廾六卷論史法;廾七卷論注書;廾八卷論雜事;廾九卷論兵法及國外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論考證?!笨梢娒烤碇凹右弧罢摗弊?,不視為“抄錄”而是廣征博引,立足于論。梁啟超說該書“發表他自己見解者其實不過十之二三,抄錄別人的話最少居十之八九?!薄坝腥藛枺骸@樣做學問法,不是很容易嗎?誰又不會抄?’哈哈,不然不然。有人問他〈日知錄〉又成幾卷,他答道:……‘而某自別來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余條?!?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0" href="#_ftn10" name=_ftnref10>[10]年抄書才得十余條,顧氏積30年之力成此書,這是“抄”書嗎?《日知錄·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先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1" href="#_ftn11" name=_ftnref11>[11]可見學術著作不是“抄錄”資料而能得之者。

志書的學術性寓于資料性之中,不是“隱性的”。有人認為“志書采用述而不論的表現形式”,志書學術性主要體現在“一是對資料的取舍……二是對資料的考證……三是對資料的編排……四是對資料的分析、歸納、提練?!边@“就是一種高層次的學術研究?!薄百Y料性是顯性,學術性是隱性?!?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2" href="#_ftn12" name=_ftnref12>[12]這種把一般的寫作過程,或者說是學術研究工作過程,與著作的學術性等同起來,令人莫名其妙。這四點寫作過程是寫作都要經歷的,不要說是寫學術論文(著作),就是一個長篇通訊報告都必須如此,一是必須收集和取舍資料,要采訪當事人和有關知情人,對事物有關情況作出取舍;二是對所得來的資料進行核實(考證),去偽存真,確保資料的真實性;第三,對資料進行編排。在收集采訪到的眾多資料中,進行分類編排,對說明同一性質的問題,對說明某個事實真相的材料和最典型資料分類編排;第四,編排后再進一步地歸納、提練,使之成為有規律性東西,反映事物本質,讓讀者從中獲得啟示。志書學術性寓于資料之中是顯性的,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不是虛假的、隱性的。說經過寫作四步驟就體現高層次的學術性,這是一廂情愿的說法。這才是最大的誤區。

志書的以述(資料)為主,就是體現出其以資料為主的屬性;述(資料)時進行簡而精的議論,以體現出其學術性,這是一條與時俱進的光明大道,所謂傳統志書或新編志書有“述而不論”的原則,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事實已經證明,方志完全可以做到述中有論,從而大大地提高地方志的學術地位。

時至今日,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考一些問題,為什么方志存在上千年(從北宋算起),所出版志書無數,而在學術領域中總是屬于二類學科的地位[13]?許多學科出現時間遠遠不能與方志學相比,卻又能很快地上升到一類的學科的地位,例如人口學,“人口學雖然十分重要,但長期以來并不是單列學科。前不久經全國哲學與社會學科規劃委員會批準,人口學被正式納入21個社會學科單列學科之一,成為一類學科?!?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4" href="#_ftn14" name=_ftnref14>[14]以前人口學是從屬于社會學的二類學科。方志學是從屬于歷史學的二類學科,為什么人口學可以單列,而方志學說要成為獨立學科而又不能做到呢?梁啟超說:“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眾修,位置冗員,抄撮陳案,殊不足以語于著作之林”[15]方志是“抄撮陳案”的產物,使人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前時,市一級有關單位主辦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選活動,就說志書不必送評(方志理論著作例外),人們還是認為志書是“抄撮陳案”不入“著作”之列。筆者堅持認為志書要加強學術性,要立足于“以述為主,述中有論”的做法,事實上已經證明上文列舉《廣州市志》的做法就是一例,成績顯著?!稄V東省志·總述》的出版說明之三寫道:“本分志在體例上與其他省志分志稍有不同。雖然仍以述為主,但述中有論,以圖在對廣東省情作概略記述的同時進行總結、評價?!?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6" href="#_ftn16" name=_ftnref16>[16]公開說明總述是采取“以述為主,述中有論”的寫法。

志書的學術性是在以資料性為主的基礎上顯示的,加強志書學術性就在于加強志書中的以述為主,述中有論。這種論并不脫離資料,其論之深淺、論之形式、論之長短,完全根據資料來決定,并非空穴來風。一提到論,就以為人們要改變“資料性是志書的首要屬性”,想把它寫成學術著作,事實上志書已完全不可能變成脫離資料性的學術著作。

志書有論(盡管它是簡短的,但是精辟的),必然增強學術品位,目前的志書還沒有適量地達到以述為主,述中有論的要求。以上所舉《廣州市志》關于論的部分就頗具學術品味,由于某種原因論在該志中發展不平衡,修志者當時的意識也不是太明確,自發地書寫達到如此水平,已是非常難得,無意中給述而不論者“當頭一棒”。

如果我們的志書還是用“只述不論”來縛住手腳,志文無創新可言,那只能處于二類學科的地位。但有人抱盲目樂觀態度,認為“經過多年的理論探索、獨立、完整的新方志學的建立已呈現水到渠成的勢態?!?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7" href="#_ftn17" name=_ftnref17>[17]這又是一種業內人士自我安慰的一種說法。所謂“多年的理論探索”,探索來探索去最基本的問題還是各說各的,統一不起來,如“方志的性質問題”論點越來越多;方志定位為“資料性著作”又是翻來覆去地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學科學的建立的客觀標準,一門學科的獨立形勢,其指標有五,其中有一條是要有學科的代表作品。據報導,“至2003年,全國出版了方志理論研究專著578部,”[18]數量是極為可觀,但是那一部可以作為方志學獨立為一類學科的代表作品?業外人士認為,志書本身學術品位不高,“抄撮陳案,殊不足語以著作之林”,學科的代表作又尚未出現,更談不上“精以營造的理論體系”和“本學科和科學研究方法”等要素了??磥矸街緦W科要在學術領域中成為一類獨立學科,還需付出艱辛的勞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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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載于《中國地方志》2005年第6期)



[1]胡巧利《志書資料性和學術性問題辯正》,載《中國地方志》2004年11期。
[2]趙嘉禾《試論新編方志之功用》,載《中國地方志》2004年11期。

[3]傅振倫《中國方志學》,福建省志編委會辦公室刊,內部發行。

[4]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版。

[5]宋伯元《再談方志的寫作》,《臺灣文獻》第39卷,第2期。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四·述而第七》第93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7]胡巧利《志書資料性和學術性問題辯正》,載《中國地方志》2004年11期。

[8]陳紹馨《文獻委員會應有的工作》,見臺灣童怡編《修志方法論集》。

[9]胡巧利《志書資料性和學術性問題辯正》,載《中國地方志》2004年11期。

[10]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版。

[11]轉引自《中國讀書大辭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12]胡巧利《志書資料性和學術性問題辯正》,載《中國地方志》2004年11期。

[13]拙作《簡論新方志的學術性問題》,載《中國地方志》1992年第6期。該文說“在學術的殿堂里,方志處于二等公民的位置,”這種說法不夠嚴肅。應更正為“在學術領域中,方志屬于二類學科的地位”,這種提法較嚴謹、準確,特此說明。

[14]《中國人口報》1998年6月8日李曉明文。

[1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版。

[16]《廣東省志·總述》,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

[17]《中國地方志協會2004年度學術年會紀要》,載《中國地方志》,2004年第11期。

[18]《中國地方志協會2004年度學術年會紀要》,《中國地方志》,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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